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丨为什么美国人明明并不穷，却感觉自己更穷了？

Why Americans are feeling poorer even though they’re not

生活刚需服务涨价，实则是民众生活水平提升的体现

作者：约翰·伯恩-默多克

【资料图】

© FT montage/Getty Images

发布时间：2025年12月6日

过去两周，一场激烈的社会经济辩论席卷美国：2025年，一个美国家庭究竟需要多少收入，才能无虞地维持基本生活？为何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经济门槛，似乎在不断抬高？

这场讨论由资产管理人迈克尔·格林率先引发。他提出，如今一个家庭若想维持宽裕生活，年收入至少需达到14万美元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童保育、大学学费、医疗保健等核心生活开支的成本一路飙升。

格林给出的这一数字，让不少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——14万美元的收入水平，比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高出近70%。有学者针对格林论证时援引的数据展开严谨分析，发现其计算过程存在疏漏，才得出了这一远高于合理测算区间的数值。但即便如此，他的文章仍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。在这些人看来，尽管具体数值或许有偏差，但文章恰恰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社会现实：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危机感正日益加剧。

作为一名以数据分析为生的从业者，我本应倾向于站在经济学家的阵营，对这种“体感式”的焦虑嗤之以鼻，但我却认为，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。通过深入分析相关数据，我可以用实证结论来调和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。

格林及其支持者的观点，其实点出了一个关键事实：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，中产阶级用于核心生活必需品的收入占比都在显著上升。近几十年来，医疗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个百分点，儿童保育支出占比上升2个百分点，住房支出占比上升4个百分点，而近年来食品支出占比也上升了1个百分点。把这些增长叠加起来，中产阶级用于这些刚性开支的消费占比，已经从略高于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，攀升至一半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刚需开支的压力在增大，美国家庭的总体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并未随之上升，反而与历史平均水平大体持平——甚至相较于这些商品实际价格更低的过去，这一比重还有所下降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因为服装、电子产品、家用电器以及其他大宗可贸易工业品的价格大幅下跌，其降幅足以抵消刚需服务价格的上涨。

显然，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，而是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共性问题。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。刚需服务成本上升，并非意味着民众生活水平在下降；恰恰相反，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这正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标志。

为何在所有富裕国家，教育、医疗这类服务的价格都会居高不下？答案在于，提供这些服务的劳动者，身处的是经济繁荣、充满活力的社会。他们凭借自身劳动，完全有理由获得可观的薪酬。

更确切地说，正如威廉·鲍莫尔在1967年提出的著名理论：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，推动可贸易商品成本下降的生产率提升，反而会导致面对面服务的成本激增。医疗、教育这类行业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，生产率增长缓慢（甚至毫无增长），而为了吸引劳动力——毕竟这些劳动者本可以选择进入生产率更高、薪资更优厚的行业——这些行业就不得不提高薪酬水平。其结果是，即便一个人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组合一成不变，随着国家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他的消费开支也会越来越多地向刚需服务倾斜。

作家马修·伊格莱西亚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这种趋势的本质：过去，儿童看护和养老护理在家庭开支中的占比之所以更低，是因为这些工作通常由家庭成员无偿承担——彼时，这些成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太多更好的就业选择。而今时不同往日，变化的核心在于，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富足，而非愈发贫困——这也使得人们选择居家提供看护服务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。

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，真切感受到了刚需服务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，这种感受无疑是真实的；但我们必须认清，这种经济压力与社会整体的繁荣发展，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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